阳光斜照在案头，诏书抄本的字迹清晰可见。林昭坐了许久，手边的茶早已凉透。他没有唤人更换，只是将目光从纸页上移开，落在桌角那方旧砚台之上。
砚台边缘已有裂痕，磨得光滑。他伸手抚过，指尖触到那一道细纹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在临安老家的小屋中，也是这样一方砚，陪他读完四书五经。那时天未亮就起身执笔，只为挣一条出路。如今路走完了，脚印却深浅不一，有的被风沙掩了，有的还留在百姓口中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柜前，拉开最下一层抽屉，取出一叠厚纸。纸是特制的，不易虫蛀，也不易折损。他又命文书官取来细毫笔和新墨，亲自研开。
文书官轻声问：“大人要写什么？”
“一本该写的东西。”林昭答。
他坐在灯下，提笔蘸墨，在第一张纸上写下三个大字：治平策。
写完这三个字，他停了很久。窗外有风掠过檐角，吹动帘子一角。他没有抬头看，只低头盯着那三字，仿佛在确认它们是否站得住。
他知道，自己老了。
这几年批阅奏章，常觉眼睛发酸，夜里多梦，醒来时肩背僵硬。前些日子去宫中议事，走完一段长廊竟需中途歇息两次。他曾以为这身子还能撑十年，可现实一点点压下来，提醒他时间不多了。
新政已稳，国势渐安。百姓有田可种，边防无警，官吏不敢妄为。这些事都成了日常，不再需要他日日盯着。可也正因如此，他更清楚——制度若无人记录，终会被遗忘；理念若无人传承，迟早变味。
他决定把做过的事，一条条写下来。
不是为了夸功，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，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。
第二天清晨，他让人把历年奏疏、政令副本、地方回文都搬来书房。堆满了三张桌子。他按类别分开，屯田、科举、吏治、边防四项为主干，其余归入附录。
每整理一份材料，他就记下当时的背景。比如浙东垦荒之初，为何先免三年赋税；又如裁减皇庄岁供，为何选在宗室联名弹劾之后才提。
他发现，许多决策看似果断，实则等了多年时机。有些事早想做，但朝局不稳，只能隐忍。他也写下教训。有一条写着：“清查宗室占地时，证据备足，但未提前安抚内廷太监，致其暗中泄密，险使百姓证人失踪。”
这些话，当时不能说，现在可以写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每日写两三个时辰，累了便闭目养神。有时半夜醒转，想起一句要紧话，立刻披衣起身补上。
文书官见他操劳，劝他慢些。他说：“我不快点，怕来不及。”
七部抄本陆续完成。青绸封面，铜线装订，每部都由他亲自校对。一部存内阁，一部送国子监，一部藏工部资料库，一部放入临安故居的书院，一部交谢允保管，另两部分别送往北疆军营与岭南驿道——那是他最早推行新政的地方。
他在最后一页加了一段跋：
“吾道或行或止，惟愿后来者知其本心——非争权位，只为苍生有路。”
写完这一句，他合上册子，轻轻放在桌上。
夜已深，烛火跳了一下。他吹熄灯，却没有离开。黑暗中坐着，手仍搭在书脊上。
次日，他召来两名年轻阁员，让他们带一部《治平策》去国子监，交给讲学的先生，请他们读一读，若有疑问，可随时来问。
其中一人翻了几页，抬头问：“大人写这些，是想让后人照着做吗？”
林昭看着他，没有马上回答。
过了片刻才说：“我不是要他们照做。我是要他们明白，为什么必须这么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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