鹰嘴峪大捷的余晖尚未散尽,北京城却已不再是单纯的欢庆海洋。胜利带来的巨大威望,如同双刃剑,在照亮朱由检改革前路的同时,也无可避免地映照出朝堂上下更为复杂和深邃的阴影。
皇极殿的大朝会上,山呼万岁之声依旧响亮,百官跪拜的姿态依旧恭敬。然而,在那一片整齐的绯袍青衫之下,涌动着的是截然不同的心思。
以首辅韩爌、兵部尚书王在晋等为代表的务实派官员,是此次胜利最坚定的拥护者。他们亲眼见证了新军之力、新政之效,对皇帝的权威和眼光再无怀疑。退朝之后,他们在值房内私下议论,言语间充满了振奋。
“陛下经此一役,威望之盛,已远超神宗、光宗朝矣!”王在晋抚须感叹,“‘摊丁入亩’、‘官绅一体纳粮’等策,挟此大胜之威推行,阻力必将大减。国朝中兴,实有可期!”
韩爌却更为老成持重,他微微摇头,低声道:“在晋莫要过于乐观。外患暂平,内争或将起矣。陛下新政,虽利国利民,然损及官绅豪强之利甚巨。彼等不敢明抗天威,然阳奉阴违、暗中掣肘之事,岂会少乎?更何况……”他顿了顿,声音压得更低,“陛下重用内监、提拔寒门、设格物院倡‘奇技’,早已引得不少科道清流、江南士林不满。此前因虏患紧急,彼等暂且隐忍,如今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,但王在晋已然明了。胜利的光环之下,是更深层次的理念冲突与利益博弈。皇帝的权力越是集中,手段越是超越常规,所引发的潜在反弹也就越强。
与此同时,在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的府邸密室中,又是另一番光景。几位身着便服、气质儒雅的官员围坐,皆是江南籍贯或与江南士林关系密切者。室内茶香袅袅,气氛却有些沉闷。
“周兄,陛下此番大胜,气势如虹。那‘摊丁入亩’之策,已在北直隶、山东等地强力推行,据说下一步便要推向江南。我等着实……如坐针毡啊!”一名官员忧心忡忡道。江南田亩众多,且多集中于官绅手中,此策若行,他们损失最大。
另一人接口,语气带着不满:“还有那‘官营工坊’,如今连丝绸、瓷器都要插手,长此以往,我等家中产业何以维系?更遑论那‘银元券’,看似便利,实则将金融之权尽收内帑,户部形同虚设!”
周延儒面色沉静,把玩着手中的景德镇薄胎瓷杯,缓缓道:“陛下锐意进取,欲成非常之功,行非常之法。我等身为臣子,自当体察圣意。”他话锋一转,“然,为国建言,匡正时弊,亦是臣子本分。陛下天纵英明,然亦需知,治国如同烹小鲜,操之过急,恐非社稷之福。譬如这新式学堂,重格物而轻经义,长此以往,士风沦丧,何以立国?”
他话语含蓄,但在座诸人皆是人精,立刻领会其意。明着反对皇帝和新政是取死之道,但可以从“祖制”、“礼法”、“士林清议”等角度,进行“规劝”和“提醒”,延缓或修正新政的推行力度,尤其是在关乎他们核心利益的领域。
“周兄所言甚是。”众人纷纷点头,“我等当联络志同道合之友,上书言事,陈明利害,使陛下知‘中庸’之道。”
类似的密谈,在京城乃至南京的某些深宅大院中,并不鲜见。一股无形的暗流,开始在新政高歌猛进的表象下汇聚、涌动。他们不敢质疑皇帝的胜利,却试图在如何消化胜利果实、定义未来方向上,施加自己的影响。
而在这股暗流之外,民间亦有其波澜。银元券的推行,虽便利了商贸,却也引起了部分习惯银两铜钱的老派商人的疑虑和旧式钱庄的抵制。格物学堂的设立,更是在士林中引发了轩然大波,斥其为“工匠之学”、“败坏心性”的言论在各地书院中时有耳闻。
这一切,都通过骆养性的皇城司,或多或少地呈报到了朱由检的案头。
乾清宫内,朱由检看着一份关于江南士林私下非议新学的密报,脸上并无怒色,只有一丝冷峭。
“王伴伴,看到了吗?”他对侍立一旁的王承恩道,“打败一个看得见的皇太极容易,要扫清这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、旧利益,却难得多。”
“皇爷圣明烛照,这些魑魅魍魉,翻不起大浪。”王承恩恭声道。
“浪是翻不起,却能淤塞河道。”朱由检站起身,走到窗前,望着西苑的方向,“不过无妨。大势已成,些许暗流,阻挡不了洪流东去。待朕解决了最后的疥癣之疾,便可腾出手来,好好梳理这内部河山了。”
他知道,朝堂与社会上的这些暗流,根源在于旧有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尚未被完全打破。而彻底打破它们,不仅需要权威,更需要时间、耐心,以及……持续不断的胜利和实实在在的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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