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星期内，纪检委已经找他谈了两次话，他很郁闷——对方不指出他犯了什么错，总让他“好好想一想”。他认真思索工作中哪里出了问题，思来想去，只有一件事没说：山西调煤组被骗一百万元的事，已经上升为诈骗案件。检察院介入调查，要追回骗款。公司有位领导带领检察院的人去执行，却没找到人。几个人同行，声势不小，花费也不少，在山西开展工作的时间不短，却一分钱没讨回来。检察院的人觉得脸上无光，与其空空而归，不如弄虚作假一次。他们找到公司这位领导，让他从别处借钱打入检察院账户，之后检察院再归还北服公司。这个办法倒是不错，能给检察院增添光彩，却给公司这位领导出了难题——去哪里借上百万元？他情急之下找覃允鹤商量，让覃允鹤想办法，让客户先支付一点预付款从中周转。
这事覃允鹤还真能办到，他手里就有一笔资金存在银行，已经半年没动过了。这笔钱是一家京沪开发公司的：这家公司半年前与运销公司有过合作意向，签订了每月两万吨的供货合同。为防止被忽悠，覃允鹤让该公司缴纳了合同保证金——如果车皮计划下达，该公司必须在五日内付款；如果没批到计划，运销公司退还保证金。为了防止退款时总公司财务科扯皮，覃允鹤没让会计上交，而是让会计以运销公司为主体开户存了起来。后来煤炭发运到港口，这家公司却人去楼空，找不到了，煤炭只好在港口暂存。面对领导提出的借款请求，覃允鹤立刻答应，当天就把钱存入检察院账户。当时他还觉得是件好事，借坡下驴，解除了“小金库”的隐患。
他经过一番思索，觉得纪检委找他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事。于是打电话问那位领导，领导的几句话让他发懵了：“这件事我在整风会议上已经交代了，你怎么没说？”听到这话，覃允鹤气得快要发疯，在心里一个劲埋怨：“这个人怎么会这样？你交代了应该告诉我一声，让我也主动交代，也好漂白自己，岂不是更好？”平时看他挺像个人物，到了关键时刻却独自撇清，把皮球踢过来，让自己落个“不诚实”的名声。平日里看他人缘不错，才心甘情愿帮他解决困难，可他为了证明对党的忠诚，敢于“挖掘灵魂深处”，却把别人丢进泥潭——自己洗清了，却让别人沾染污浊，可气、可恼又可恨。思来想去，还是自己去纪检委坦白吧，免得事情闹大不可收拾。
覃允鹤想了一个晚上，觉得在党员干部整风期间，自己没向组织汇报这事，是个错误。应该写一份检查，认真剖析自己的思想，向党组织亮明态度。毕竟自己隐瞒了错误，不管是为了谁，总之已经被拉下水，掉进了这潭浑水，身上难免沾染污泥浊水。要想洗干净，就得真诚、实事求是地向组织说清楚，争取党组织的谅解。
第二天，他拿着写好的检查走进纪检书记的办公室，如实地向书记说明了一切。说完后，他长舒一口气，满面愁云逐渐消散，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。书记听他说完，没有批评教育他，反而对他“认真如实向组织说清楚”的态度进行了一番表扬，还让他不要有压力，放下思想包袱，轻松投入工作，继续为公司多创收入。他把检查递给书记，书记翻了几眼又还给了他，让他拿回去，说：“这次没作为案件对待，再说这事也上升不到案件，不过是听从领导安排行事而已。而且问题的根源在检察院那边——他们弄虚作假，炫耀侦破诈骗案的成绩，是他们的问题。从公司利益来看，你做的事没给公司造成损失，这笔钱最终还是回到了公司财务账上。只是可惜了山西调煤组那笔钱，看来是要打水漂了，整整一百万元，可不是个小数目。”
覃允鹤听书记说“打水漂了”，睁大眼睛看着书记，问道：“怎么就追不回来了？”
书记笑了笑说：“要不回来了。”
“起诉法院，打官司不行吗？”
“打什么打？检察院已经按诈骗案立案了，法院没法插手。”
“那就再找检察院追讨啊！”
“不行了。公司给检察院提供了资金，检察院又转还给公司，在他们那边就算结案了。案子都结了，还怎么立案？”
“原来是这样啊？司法部门也太儿戏了，这不是忽悠人吗？”
“可不是嘛！所以说，你们在经营中要谨慎点，现在有些事很难说清楚。”
他们又闲聊了一会儿，覃允鹤觉得耽搁书记时间太长，就向书记告辞离开。回到办公室，他一直在想：一百万元就这样没了？公司会怎么处理？就因为是领导所为，就不管了吗？犯了错，在会议上开展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就结束了吗？矿务局有文件明确规定，因经营管理不当造成损失要免职，当事领导会被免职吗？他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，干脆不想了，还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吧。他反复琢磨书记的提醒——“工作中要谨慎”，觉得暂存港口的煤炭该处理了，不能再等价格上涨，再等会有风险，不出事还好，出了事就是自己的灾难。
运销公司在港口暂存的这批煤炭，也和京沪开发公司有关——本是为他们准备的，发运到港口后，他们却蒸发似的不见了。覃允鹤在他们以前的办公地点，怎么也打听不到去向，无奈之下想卖给其他单位。他住在招待所，想联系广东那边的人，却一个也联系不上。找别人打听才知道，广东那边的业务员招呼都不打就全回去了。他一听说广东人都走了，吃了一惊，心里说：“坏了，煤炭价格要降了。”他清楚地知道，广东人的行踪是转港煤炭的风向标——广东人云集港口，说明煤炭形势好；如果广东人都走了，煤炭价格肯定大跌，这已是规律。他向别人了解当下煤炭交易情况，都说“有价无市”。他意识到真要出大事了，在港口存的一万吨煤，这下要砸在手里了——必须抛出去，赶快抛出去，不然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他一次次提醒自己“一定要抛出去”，也暗暗给自己鼓劲，告诫自己绝不能犹豫，犹豫不决会错过机会。辗转反侧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“要放手、要审时度势、该降价就降价、绝不手软”的念头。
第二天，他开始放话：价格下调二十元。话放出去后，就耐心等待，可等了三天没人理会。他又放话：再下调五十元，还是没人过问。此时，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不再犹豫，一下放话：下调八十元。第二天就有人来谈，最终以下调八十元的价格谈成，还约定一个月内付清全款。谈是谈成了，他心里却总忐忑不安：一方面是没向公司请示就降价，另一方面怕对方变卦。
第二天，他请办事处工作人员拿着介绍信，到港务局商务处与对方签合同，自己则乘火车离开——走这么急，就是怕对方变卦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签完转让合同后，对方发现各港口价格都在下跌，想退货却木已成舟，为时已晚。对方到处找他商谈退货，可他已经离开，找不到人了。他走得急，坐的是慢车，看列车时刻表，到达时间是晚上八点，下火车后没有班车了。于是他打电话给公司领导，请示能不能派车接一下，还简单说了一下煤炭出售情况。领导在电话里没说太多，只简单交代了几句。
回到本地，是汽车队长开车接的他。两人很熟，见面免不了调侃。队长问：“把煤卖了？”
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卖了。太勉强了，我是提前偷跑回来的。”
“降价卖的？”
“是啊，不降价，怕是要砸在手里了。”
“降了多少？”
“每吨降了八十块钱。”
“你请示了吗？”
“没有，哪有时间请示。”
“你胆子真大，不请示就敢降价，还降这么多，经理让我直接把你送到法院去。”说完，队长哈哈大笑起来。
听队长这么说，覃允鹤心里咯噔一下，犯起了嘀咕：觉得领导误解自己了，自己费了好大劲才办成这事，怎么就要送法院呢？路上他没再多和队长交流，两人也不开玩笑了，默默无语地回到家。
第二天一上班，他就告诉办公室的人：这几天他不接电话，如果听出是南方人的口音，就告诉对方他出差还没回来，千万不要让他接南方人的电话。布置完后，他本想去公司向领导汇报，却又犹豫了——觉得这个时候去汇报，说不清楚，还是先看看南方客户的反应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南方客户接连打电话找他，他都没接。等到第三天，南方客户没再打电话，他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可公司要开干部会议，还通知他必须参加。一听这话，他又忐忑起来，猜测领导可能会在会上点名批评。他一次次告诫自己：被批评时一定要忍住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千万不要耍性子。
出乎意料，会议上领导压根没提这事。他纳闷了：怎么回事？怎么没提呢？不处分也就罢了，怎么连批评都懒得说？带着疑问，他向办公室主任打听。主任说：“昨天下午，矿务局下达了通知，煤炭价格下调了。”
他一听，赶紧问下调多少。主任说：“不再执行三倍限价，一律执行指导性价格。”
他立马在心里算账：这样一来，矿务局相当于下调了七十元，自己的出售价格，比矿务局的新价格还高了一百元。就前后两天时间，差距这么大。此时，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对，没给单位造成损失，反而还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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