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城内，秦淮河畔的喧嚣与《帝国日报》报馆内的紧张忙碌，仿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报馆坐落于皇城附近一座新辟的院落，青砖灰瓦，看似寻常，门前却总有便装的内卫营军士逡巡。院内，排字房内铅字与木盘的碰撞声、印刷机上滚筒转动的沉闷声响、以及编辑们激烈的讨论声，交织成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帝国的思想与风向。
总编纂顾言（谨之）揉了揉因熬夜而布满血丝的双眼，将一份刚刚审定、墨迹未干的清样递给身旁的副手。清样的头版标题赫然是：《格物之光，照耀大明——陛下亲临格物院，阐释万物至理，开启强国新篇》。文章以极具煽动性的笔触，描绘了皇帝如何以无上智慧，将“龙纹铁”、“稻瘟病”、“火药不稳”等以往被视为鬼神作祟或难以理解的现象，一一用清晰的“格物之理”加以阐释，并指明了改进方向。
“立刻制版，明日头版刊发！”顾言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，却更显坚定，“排二版的评论，《何为真正的‘圣人之道’？——论经世致用与空谈误国》，三版的‘读者来信’专栏，选登那几篇称赞新式农具和赞扬朝廷修缮水利的来稿。”
“总编，”一位年轻些的编辑面带忧色，“头版此文，恐又将被某些卫道之士抨击为‘鼓吹奇技淫巧’，二版评论更是直接指向了理学清流……是否再斟酌一下？”
顾言冷哼一声，目光锐利：“斟酌？陛下以万乘之尊，亲履工匠之所，格物穷理，为的是富国强兵，惠泽万民！此乃真正的‘内圣外王’之道！那些只会死守章句、空谈性理的迂腐之辈，除了摇唇鼓舌，于国于民有何实益？《帝国日报》乃陛下喉舌，自当为陛下新政张目，为强国正名！有何惧之？！”
他顿了顿，语气稍缓，带着一种洞察人心的自信：“况且，你可知如今市井民间，对此‘格物’之事是何态度？淮安新仓用‘水泥’筑成，坚不可摧；京营新军持‘燧发神枪’，威震遐迩；陛下梦授‘雷神’之威，虽未公开，亦已有风声传出……百姓或许不懂深奥道理，但他们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好处！谁能让他们吃饱穿暖，安居乐业，他们便信服谁！我等要做的，就是将陛下的仁政、新政的成效，用最直白的方式，告知天下人！”
正如顾言所料，新一期的《帝国日报》一经发行，立刻在南京城乃至通过驿传系统扩散出去的各大城市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。
茶楼酒肆中，识字的秀才或说书先生，成了报纸内容的传播节点。
“听听！陛下说了，那‘龙纹铁’不是什么龙气，是……是碳什么结晶？总之就是火候配料的事儿！以后咱们大明的好铁，要多少有多少！”
“还有那稻瘟病，不是什么鬼神，是‘霉菌’！撒石灰就能治！这下好了，明年田里的收成有指望了！”
“格物院，了不得啊！怪不得能造出那么厉害的火枪大炮，原来是有陛下指点着天地至理呢！”
寻常百姓或许对深奥的“格物致知”一知半解，但他们从报纸描述中，直观地感受到了皇帝和这个新机构带来的“好处”——更好的兵器保卫家园，更高产的粮食填饱肚子，更坚固的材料修建房屋水利。这种基于实际利益的认同，远比空洞的道德说教更有力量。一股对“格物”之学、对皇帝新政的好奇与认可，在民间悄然滋生。
然而，这股风潮也必然地触动了某些根深蒂固的神经。
都察院内，几位以理学正统自居、素来看不惯顾言这等“幸进”文人的御史，再次聚在了一起。桌上摊开的正是新一期的《帝国日报》。
“荒谬！简直荒谬透顶！”一位姓王的御史气得胡子发抖，“将天地造化、阴阳五行之理，归于什么‘碳’、‘结晶’、‘霉菌’？此乃亵渎天道，背离圣学！”
“还有这篇评论，”另一人指着二版文章，脸色铁青，“竟敢公然指责我辈清流‘空谈误国’？他顾谨之算什么东西！不过是陛下身边一弄臣耳！”
“不行！绝不能坐视此等歪理邪说蛊惑人心，败坏风气！我等必须联名上奏，弹劾顾言，谏阻陛下沉溺于这等‘奇技淫巧’！”
他们义愤填膺，很快草就了一份文采斐然、引经据典的奏章，痛陈《帝国日报》言论不当，有违圣人之教，长此以往，将导致士林风气败坏，百姓重利轻义，国将不国。
奏章很快被通政司送入宫中，摆在了朱允炆的案头。
朱允炆仔细阅读着这份充满卫道热情的弹章，脸上没有任何怒意，反而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他将奏章递给侍立一旁的王钺和宋忠看了看。
“看到了吗？”朱允炆淡淡道，“这便是旧有观念的反扑。他们害怕，害怕朕带来的新东西，会动摇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。”
宋忠面无表情：“陛下，是否需要皇城司……”
朱允炆摆摆手：“不必。堵不如疏。他们既然要论战，那便与他们论战。顾言不是已经在报纸上回应了吗？那就让这场论战，来得更公开，更激烈些。”
他看向王钺：“去告诉顾言，下一期报纸，可以开辟一个‘辩议’专栏，将这份弹章的主要观点，择其要者，隐去署名，刊发出来。同时，组织几篇有力度的文章，不与之纠缠性理空谈，就从‘何为利国利民之实学’、‘强兵富国是否合于王道’的角度，予以驳斥。要让天下人看看，是谁在真正关心社稷民生，谁又在固步自封，空言误国！”
“老奴遵旨。”王钺躬身领命。
皇帝的指示迅速传达到报馆。顾言闻讯，精神大振。他立刻召集手下笔杆子最硬的几位编辑和特约撰稿人（其中不乏一些同样年轻、思想活跃的官员和士子），连夜商讨对策。
数日后，新一期《帝国日报》的“辩议”专栏，果然刊登了经过修饰的反对观点。紧接着的几篇评论文章，则引用了大量数据和新近发生的事实：国债成功募集军费，边镇受赏士气高昂，淮安新仓提升转运效率，新式农具在皇庄试用增产……文章雄辩地指出，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效，才是真正的“经世致用”，才是对“王道”最好的践行。反之，那些只会空谈道德、面对国事艰难却拿不出任何有效办法的言论，才是真正的“误国”！
这场通过报纸进行的公开论战，瞬间吸引了整个士林乃至关心时政的百姓的目光。支持新政者拍手称快，认为报纸说出了他们的心声；反对者则暴跳如雷，纷纷写信或试图在私人聚会中抨击报纸。然而，他们很快发现，在《帝国日报》覆盖的范围内，他们的声音被极大地削弱和边缘化了。报纸以其官方背景、广泛的发行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，牢牢掌控了舆论的主导权。
更让那些保守派御史感到无力的是，皇帝对此的态度明确无比。他们那份联名弹章递上去后，如同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回应。而皇帝却在一次小型经筵上，当着几位阁臣的面，看似随意地称赞了《帝国日报》近期“关注实务，启迪民智”的导向。
风向，已然明朗。
与此同时，一篇由兵部职方司官员“投稿”的《北疆巡礼见闻》开始在报纸上连载，文章并未直接提及燕王，却详细描述了边镇将士在得到朝廷厚赏后，士气如何高涨，防线如何巩固，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朝廷的感激和对稳定统一的珍视。这无疑是在北伐之前，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和舆论铺垫。
李景隆在家中读到这些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论战文章，沉默良久，最终将报纸扔进火盆，看着跳动的火焰，脸上露出一丝苦涩和彻底的无力感。他意识到，皇帝不仅拥有绝对的武力和财力，如今更掌握了塑造人心的利器。在这张无所不在的舆论大网下，任何异动，不仅难以隐瞒，更会瞬间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。
《帝国日报》，这支无形的笔，正按照皇帝的意志，有力地挥动着，涤荡着旧有的思想迷雾，为新政的推行和未来的宏图，扫清着道路，凝聚着人心。舆情可控，已成为朱允炆手中，继军事、经济、科技之后，又一项强大的统治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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