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,就在这赫赫战功与万众欢腾的表象之下,大赵政权内部,因急速扩张而带来的隐忧与矛盾,也开始如地下暗流般悄然涌动、相互碰撞。
随着巴蜀、梁益这片广袤土地及其复杂多元的人口、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被纳入这个新兴的帝国,原有的权力平衡和利益格局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。
朝堂之上,大致已可窥见四大派系的雏形:
以楚王赵虹、齐国公赵元等宗室亲王,以及最早追随光武帝在山东起兵、历经百战的勋贵元从为代表,为元从派。
他们功勋卓着,地位尊崇,掌控着政权最核心的机要权力与最精锐的中央禁军。他们强调“开国从龙之功”与老赵人的血统纯正。
对后来加入的,尤其是非“根正苗红”的外来者,抱有天然的警惕和优越感。
以北地南迁的流民帅及他们麾下百战余生的中坚力量为主的流民派。
此次西征的主帅李矩,以及其麾下诸多将领便可视为其代表人物。
他们长年处于与胡人作战的最前沿,战斗经验极其丰富,作风悍勇,是东赵军队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。
但因出身多为北地边陲或流民帅背景,且长期远离政治中枢,与后方邯郸的权贵关系若即若离,他们内心深处,渴望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稳固的认可。
以杨安、吕光等原前秦、后赵降将,以及新近归附的慕容令、慕容磷等慕容部势力为代表的降将派。
他们个人武勇超群,熟悉胡人内情和西方、北方的地理形势,是东赵开疆拓土、经略西北的利器。
但也正因其“降人”的敏感身份,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旧部或部族势力,他们在东赵朝廷中备受猜忌,处境微妙,既要用其勇力,又需严加防范。
以尚书令王猛为代表的河北、山东世家大族,以及新归附的关中、蜀地士人组成的士族派。
他们掌握着文化传承,精通政务律法,是维持庞大国家机器运转的骨架和实际执行者。
他们多主张以儒术治国,推行教化,与强调军功、崇尚实务的武将集团,在治国理念和权力分配上存在天然的矛盾。
这些深层次的矛盾,在西征大胜凯旋后的权力与利益再分配过程中,开始初现端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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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军初定成都,百废待兴,流民颇多。军师谢艾(士族派杰出代表)从长远治理角度出发,主张立即动用部分军粮,大规模赈济蜀中因战乱而饥馑的百姓,认为此乃“收取巴蜀民心,稳固统治根基”的当务之急。
然而,这一颇具远见的仁政,却引起了部分一线将领的强烈不满。
先锋大将张蚝性格粗直,当下便在军中抱怨:“弟兄们流血拼命打下的地盘,缴获的粮食反倒先给这些未曾出过一丝力气的蜀人!长此以往,日后征战,谁还愿为朝廷效死力?”
此话虽被邓羌及时制止,未酿成更大风波,但这股怨气与流言,已悄然在众多中低级军官中传开。
许多行伍出身者私下议论,认为中枢那些舞文弄墨的士大夫们过于“宽仁”,甚至有些“迂腐”,根本不理解军旅的艰辛与将士用命的价值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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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定巴蜀之后,空出了大量的郡守、县令乃至州级佐贰官职。
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权力盛宴和利益分配。
士族派凭借其人才储备和治理经验,希望大量选派通晓经史、善于抚民理财的文官上任,尤其想安排自己的门生故吏,以便推行教化,建立有效的文官统治体系。
而元从派和部分流民派将领则持相反意见,他们认为:“这些地盘是军人用命、流血牺牲打下来的,理应由有功将士或他们的亲信子弟来治理,至少,各地的军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。”
双方在朝堂之上,在光武帝面前,就具体人事任命争执不休,互不相让。甚至有个别元老派的勋贵,私下向光武帝进言,称王猛此举是在借机安插亲信,培植个人势力,其心难测,需早加防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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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这些潜藏在欢庆氛围下的暗流与角力,光武帝赵胤与股肱之臣尚书令王猛皆心知肚明。
赵胤在盛大的庆功宴席之后,常于深夜密召王猛入宫议事。烛光摇曳下,帝国的最高决策者相对而坐。
“景略,”赵胤轻叹一声,目光却依旧锐利如炬,仿佛能洞穿殿堂之下的一切波澜。
“如今疆域日广,人口日繁,这人心,亦不复当初在山东时那般纯粹、那般同仇敌忾。”
他感慨道:“破蜀中贼易,破心中贼难!”
王猛整肃衣冠,肃然答道:“陛下明鉴万里。此乃立国发展之必然趋势,犹如大树枝叶繁茂,其根系亦需深入四方。”
“元从、流民、降将、士族,此四派各有长短,皆是帝国不可或缺之组成部分。”
“关键在于陛下如何持衡驾驭。元从乃国之根基,不可轻动,需稳其心;流民乃军之锋刃,需予荣宠,安其志;降将乃拓土之爪牙,既要用其勇力,亦需防其反复,关键在于‘制衡’二字;士族乃政之血脉,维持运转,不可或缺,然需引导其忠君体国。”
“如今之急务,在于立规矩,明赏罚,使各方知所进退,知何为不可触碰之底线。”
于是,在光武帝赵胤的全力支持下,王猛开始施展其高超的政治手腕,进行一系列精密的平衡与布局:
对于元老派,给予极高的荣誉和尊崇,定期厚赏,确保其核心利益不受侵害。但在具体的地方行政职务安排上,则逐渐将其从繁杂的事务中剥离,引导他们专注于中央枢机的战略决策和禁军管理,淡化其对地方具体事务的直接干预。
对于流民派,则在赏赐上绝不吝啬,爵位、田宅、金银,充分满足,朝堂之上充分肯定其赫赫军功,赋予其应有的荣耀。
同时,鼓励并引导其子弟读书习礼,进入太学或官学,向士族转化,以期实现武勋家族的文化转型和长久传承。
对于降将派,坚持量才录用的原则,给予明确的军功上升通道,使其有奔头。
但在具体安排上,则将其原有部众打散,重新编入各军,并由元老派或流民派的核心忠诚将领进行节制。例如,慕容令、杨安等人在受赏后,均被调至不同战略方向防区,避免其形成独立的势力集团。
对于士族派,大力选拔任用其中的贤能之士,充任各级文官,尤其是在新平的巴蜀之地,依靠他们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。
但同时,王猛也格外强调“王化”与“忠君”教育,将其完全纳入以皇权为核心的统一官僚考核体系之中,严厉防止其利用职权形成新的地方门阀,尾大不掉。
在这一系列刚柔并济、恩威并施的举措之下,各方势力初步感受到了皇权的威严与界限,涌动的暗流暂时被压制下去。
大赵这艘承载着光复华夏梦想的巨轮,在光武帝赵胤的沉稳驾驭和王猛的精心辅佐下,继续朝着“扫清胡尘,永绝边患”的宏伟目标破浪前行。
然而,所有明眼人都清楚,内部的整合与外部的征伐同样重要,甚至更为复杂和凶险。
西征巴蜀的辉煌胜利,仅仅是一个开始,是宏图伟业的第一块重要拼图。
更多的挑战——来自关中依旧强大的胡人政权,来自东南割据的势力,以及帝国内部永无止境的权力制衡与理念冲突——或许,才刚刚拉开序幕。
朝阳已然升起,金光璀璨地照亮了巴蜀的锦绣山河,但阳光愈是炽烈,其下隐藏的阴影,便愈是清晰可见,它们从未真正远离,只是暂时,潜伏于帝王的平衡术与时代的洪流之下,等待着下一个涌动的契机。
注:《赵书》光武帝本纪……蜀地平,而朝争愈炽。王与王猛同心,整合朝堂,平衡各方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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