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暗
梁天监六年的深秋，暮雨潇潇。年迈的戴法兴拄着杖，站在秦淮河边新落成的永宁寺前。这座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之一的宏伟建筑，金碧辉煌，飞檐如翼，确实堪称建筑艺术的巅峰。
“戴公也在赏寺？”身后传来清朗的声音。戴法兴回头，见是年轻的昭明太子萧统。
“殿下。”戴法兴欠身施礼，“只是感慨，这寺庙的宏伟，堪比汉代的未央宫。”
萧统微笑：“不止寺庙。王右军的书法，顾恺之的绘画，谢灵运的诗文，哪一样不是旷世之作？”他顿了顿，“便是这园林艺术，也是举世无双。”
戴法兴默然。他想起昨日在会稽看到的孔氏园林，确实巧夺天工，将自然与人工完美融合。比起汉代质朴的建筑，南朝的园林艺术确实更加精妙。
三日后，戴法兴应邀参加一场在瓦官寺举行的辩经大会。年仅二十岁的法师僧肇舌战群僧，机锋百出，令他想起了早夭的天才哲学家王弼。
“魏晋玄学，确实比汉代经学更加深邃。”身旁的文人感慨，“汉代只讲实用，我们却探究天道。”
戴法兴点头称是，目光却不经意瞥见寺外几个面黄肌瘦的乞丐，正在争夺施粥僧洒落的米粒。
这时，一场书法雅集开始了。当朝书法大家陶弘景挥毫泼墨，笔走龙蛇，确已得王羲之真传。满座文士齐声喝彩。
“如此艺术，如此哲学，如此宗教，岂是汉代可比？”有人自豪地说。
然而当戴法兴离开瓦官寺，行走在建康的街巷时，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。
在乌衣巷深处，他遇见正在贩女的农夫。那汉子跪地哭诉：“去年水灾，今年蝗灾，田里颗粒无收。不得已，只能卖女换粮......”
在城东的贫民窟，他看到整条街的百姓以草根树皮为食。一个老妪告诉他：“赋税太重，佃租太高，我们种出的粮食，十成有九成要交给主人。”
最触目惊心的是在矿山。为开采建造寺庙所需的石材，无数囚徒和征发的民夫在恶劣的条件下劳作，死伤枕藉。
“这些艺术成就，原来都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泪之上。”戴法兴对同行的昭明太子说。
萧统沉默良久：“戴公可知，为何王羲之晚年要隐居剡县？为何陶渊明要辞官归隐？或许，他们也看不惯这表面的繁华。”
一个月后，戴法兴随商队北行。在南朝边境，他看到了更加惨烈的景象：因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，在荒山野岭中艰难求生。
“北方也是一样。”同行的北朝商人说，“洛阳、邺城的寺庙比建康还要宏伟，可百姓比江南还要困苦。”
在边境的互市上，戴法兴目睹了更尖锐的对比：南朝的商人用明珠翠羽换取北朝的战马，而那些精美绝伦的艺术品，最终都成了贵族炫耀的资本。
“听说北朝的权贵特别喜爱王羲之的字画。”北朝商人说，“一幅真迹，可换百匹良马。”
戴法兴忽然明白了：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成就，都建立在极度不公的经济基础之上。贫富悬殊，南北分裂，让这些辉煌成就蒙上了阴影。
回到建康后，戴法兴将所见所闻整理成《明暗录》。在序言中，他写道：
“今观南朝，实为光明与黑暗并存之世。其光明处，文学艺术登峰造极，哲学宗教博大精深，建筑园林美轮美奂；其黑暗处，百姓困苦流离，贫富悬殊如天渊，南北分裂战乱不休。
或问：如此灿烂文化，何以生于乱世？盖因资源集中，尽归权贵。王右军一字千金，可活万民；永宁寺一柱一梁，可济苍生。然艺术自艺术，苦难自苦难，此乃时代之悲剧也。
倘使南北一统，资源均享，以此文化之盛，济以民生之安，则盛世可期矣！”
书成之日，戴法兴独坐窗前。窗外，永宁寺的钟声悠扬，伴随着乞儿的哀号。他知道，这个矛盾的时代终将过去，但这些艺术瑰宝会永存。而历史的责任，就是记住光明，也不忘记黑暗。
暮色渐浓，建康城华灯初上。在那片璀璨灯火下，文明与苦难继续交织，演绎着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悲剧与最动人的华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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