仓廪实而知礼节:隋代国富之辩
开皇十五年春,于大兴城度支尚书府内。
长孙平伫立窗前,凝望着庭院中抽枝发芽的新柳,然而他的眉头却似窗外的天色般,隐隐透着几分凝重。案几之上,摊放着刚刚从各州府汇总而来的义仓账目。
那一个个数字,仿若跳动的音符,奏响的却是让身为“义仓之父”的他既感欣慰又暗藏隐忧的乐章。
“大人,这是今年关中诸州的义仓盘点清册,如今户均储粮已超过三石,远远超出了当初设定的每户一石之数。”
书吏将一本厚厚的账册轻轻置于案上,语气中满是自豪。
长孙平拿起账册,手指轻轻拂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,眼中却并未浮现太多喜色。“远超?”他轻声自语,“这既是好事,却也是……需要警惕之事啊。”
自开皇三年,他上奏文帝,极力主张“令诸州百姓及军人,劝课当社,共立义仓。收获之日,随其所得,劝课出粟及麦,于当社造仓窖贮之。
即委社司,执帐检校,每年收积,勿使损败。若时或不熟,当社有饥馑者,即以此谷赈给”以来,转瞬已过十二载。这十二年间,义仓从无到有,由小到大,如今已遍布天下州县,仓廪充实,正如《通典》所记载的那样,“天下义仓,又皆充满”。
这充实的背后,是轻徭薄赋政策带来的红利,是天下太平的稳定环境,是吏治清明的行政保障,更是……他深吸一口气,想到了那个更为深层次、也更令他感到一丝不安的缘由。
“去,备车,我要去拜访高仆射。”长孙平合上账册,沉声吩咐道。
高颎的府邸并不奢华,恰如其人,简朴而庄重。
听闻长孙平来访,正在书房校阅兵法的高颎赶忙起身相迎。
二人同为文帝倚重的股肱之臣,私下交情也颇为深厚,无需过多繁文缛节。
“长孙公今日怎有闲暇光临寒舍?莫不是为了义仓之事而来?”高颎笑着让座,目光敏锐,一下子便猜出了几分。
长孙平也不兜圈子,将手中的账册递了过去:“仆射请看。关中义仓,户均储粮达三石。河东、河北地区,情况亦是相差无几。天下富庶,莫过于此。只是……”
高颎接过账册,仔细翻阅着,眉头也渐渐皱起。“只是,陛下虽实行轻徭薄赋之策,国库却如此丰裕,民间义仓亦如此充实,这‘国富’的速度,亘古未有,难免引人深思其中缘由啊。”
高颎放下账册,语气也变得凝重起来,“近日朝中也有诸多议论,有人说陛下节俭,有人说吏治清明,有人说天下太平。
这些固然都是原因,但依我看来,还有一层原因,众人或许未曾深入思考,或许有所顾虑,而未曾点明。”
长孙平点了点头,他正是为此事而来。“仆射所言极是。我也正为此事烦忧。轻徭薄赋却能使国家财用充足,无外乎开源与节流。陛下以身作则,厉行节俭,极力避免奢靡之风,此乃节流的典范。
天下太平,百姓日益增多,这是开源的基础。但若仅仅如此,西汉文景之治 亦实行轻徭薄赋之策,让百姓休养生息,为何经过六十年的积累,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彰显出富强之象?我大隋立国不过十余年,为何仓库之充实,竟远超魏晋以来的总和?”
他稍作停顿,目光灼灼地看向高颎:“仆射,您还记得开皇三年陛下废除天下诸郡之事吗?”
高颎眼中精光一闪:“长孙公是说……杨尚希所奏的‘十羊九牧’之事?”
“正是如此!”长孙平击节赞叹道,“尚希公当时上奏称:自秦统一天下,废除诸侯设置郡守,汉、魏及晋,邦邑屡有更改。我见当今郡县数量,比古代多出数倍。有的地方方圆不足百里,却同时设置数县;有的地方户数不满一千,却由两郡分别管辖。
官员众多,资费日益增多;吏卒翻倍,租调逐年减少;民少官多,恰似十羊九牧。琴有改弦更张的道理,瑟无胶柱鼓瑟的做法。如今保留重要的,去除闲散的,合并小的,扩大大的,国家就不会亏损粟帛,选举也更容易获得贤才。陛下深以为然,于是废除天下诸郡,以州统辖县。这一举措,看似只是行政区划的调整,实则影响极为深远啊!”
高颎轻抚胡须沉吟道:“废除郡制,节省了多少官吏?减少了多少俸禄支出?又减少了多少不必要的行政盘剥?
这确实是‘节流’的重要环节,也是吏治清明的前提。柳彧后来奏请罢免河北52州贪污不称职的长吏二百余人,若不是机构精简、层级减少,监察也难以如此高效。”
“不仅如此!”长孙平向前倾了倾身子,声音压得更低了些,“仆射可曾想过,自魏晋以来,门阀士族盘踞州郡,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,称之为荫户。这些荫户,不向国家缴纳租调,不服国家徭役,其赋役都归私家所有。所谓百室合户,千丁共籍,说的就是这种现象。
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少,赋税徭役的来源自然就匮乏。”
高颎眼中闪过一丝恍然大悟:“长孙公的意思是……隋代的富强,不仅在于轻赋,更在于‘实户’?”
“正是!”长孙平重重地点了点头,“宇文泰、苏绰在西魏、北周时期,便已开始推行‘均田制’和‘府兵制’,试图打破门阀壁垒,将人口和土地重新纳入国家控制。
苏绰撰写《六条诏书》,其核心便是‘先治心’‘敦教化’‘尽地利’‘擢贤良’‘恤狱讼’‘均赋役’。这均赋役的前提,便是‘尽地利’和掌握真实的户口。
我大隋代周之后,文帝陛下继承并弘扬了这些政策。”
他站起身,在书房内踱步了几步,语气愈发肯定:“陛下即位之初,便下令大索貌阅,让州县官吏按照户籍上登记的年龄和相貌逐一核对,查出了大量隐漏人口。
随后,又采纳宰相高颎的建议,推行‘输籍定样’之法,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,颁发到各州,每年正月五日,县令派人下乡,依照标准评定户等,作为征收租调、差派徭役的依据。如此一来,地方豪强再也无法随意隐瞒户口、降低户等、逃避赋役了。”
高颎接口称:“‘大索貌阅’之举,查检出的隐匿人口多达数百万;‘输籍定样’之策,则让那些原本依附于豪强的‘浮客’,看到了成为国家编户、承担相对较轻且稳定赋役的益处,纷纷脱离豪强,成为国家的编民。
如此一来,国家掌控的户口数量急剧增加,直接促使赋税收入大幅增长。即便税率有所降低,如‘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,力役减为二十日,但税基扩大了数倍,总体收入自然随之水涨船高。”
长孙平停下脚步,神色复杂地望着高颎:“仆射,这便是你我都心照不宣,却又不便在朝堂之上过度宣扬的‘隋代致富’之深层缘由啊!轻徭薄赋是‘因’,但倘若没有括户和定样带来的编户齐民数量的空前增长,在轻徭薄赋的政策下,国家财政如何能够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开支,又如何能够积累起如此巨额的财富?”
高颎陷入了沉默。他忆起平陈之后,对南方士族的土地和依附人口重新登记造册时遭遇的阻力;忆起推行“输籍定样”时,那些地方豪强怨恨的目光。
这“国富”的背后,是国家对社会控制力的空前增强,是中央集权对地方割据势力(无论是旧的门阀还是新的豪强)的彻底胜利。社会阶级的消融,并非意味着人人平等,而是指魏晋以来那种“士庶之别,国之章也”的森严等级壁垒被打破,整个社会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、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行政和经济体系之中。
“所以,”长孙平回到座位上,端起茶杯,却并未饮用,“陛下轻徭薄赋,既是藏富于民的仁政,也是取信于民的策略。而通过整顿吏治、改革户籍、强化中央集权,将隐匿的人口和土地重新纳入国家掌控,则是取财有途的智慧。一仁一智,内外结合,才有了今日西京太仓、东京含嘉仓、洛口仓、华州永丰仓、陕州太原仓‘储米多者千万石、少者不减数百万石’,以及京都及并州‘布帛各数千万’的繁荣景象。”
高颎叹了口气:“长孙公所言,切中要害。只是,这‘编户齐民’数量的增加,固然充实了国库,但也……”他欲言又止。
“但也让百姓的负担,在‘轻徭薄赋’的表象之下,变得更为直接和沉重了,是吗?”长孙平替他说出了后半句,“表面上看,调绢减少了,力役缩短了,租额也不高。
但以前,许多人是豪强的荫户,虽遭受盘剥,却也能逃避国家的部分赋役。如今,他们都成了国家的编民,轻赋是相对于北周、北齐的重赋而言,更是相对于豪强的无度索取而言。但户均三石的义仓积粮,加上正租、调绢、力役,对于一个五口之家,尤其是在年景并非十分丰饶的时候,压力依然不小啊。”
这正是长孙平的隐忧。义仓的粮食,名义上是 “劝课”本为自愿捐献之举,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,地方官吏为求政绩,难免会出现摊派的情况,使得“劝课”沦为“强制”行为。社司负责管理义仓,时日一久,难保不会出现营私舞弊、中饱私囊的现象。账面上显示“户均三石”,其背后或许是一些小户人家节衣缩食的奉献。
高颎目光深邃,说道:“文帝陛下生性节俭,甚至可以说是吝啬。‘不怜百姓而惜仓库’这句话虽出自后世(指唐太宗)之口,但并非毫无根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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